张革风 和文友们凑在一起时，每每就为我斗室中的桌子而唏嘘感叹。这大约是一个桔黄颜色的老式三兜木桌。所以用“大约”这个词，是因为岁月在它的面容上留下了无数充满沧桑感的印记，老旧得几乎使人辨不清它本来的颜色；而最能证明其老旧的印记，就是它的左侧那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的文字，于是就有朋友戏称其为“文物”。　　

算起来，到公元20_年，这个书桌与我相伴已是整整20个春秋。确切地说，早在它陪伴我之前，它已被人丢弃。记得当年我由一家企业报的“主笔”成为当时这个山区县唯一的新闻媒体编辑记者，单位除了集中的办公室，还为每位编采人员安排了一间办公室。我刚到单位时，正好一时没有桌子，头儿便将楼道上一个己是疤痕累累，不知是被人当做堆放杂物还是放置案板的桌子搬到我的斗室，一再抱歉地对我说：“临时先放你这里，以后再给你换。” 　　

真是时日如梭。这张丑陋老旧的书桌不知不觉竟陪伴着我春至冬来地度过了20年。　　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20年的确微不足道，可是对人生而言，它却是一个不短的过程。时光在变，人们的追求更可谓今非昔比，难怪友人为此而唏嘘感叹。　　

其实，选择“爬方格”弄文学、写新闻的人，应该知道，没有为其付出代价的准备是难以坚持下去的。而我们商州人却似乎对这个差事有着一种本能的偏爱。记得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，父亲每天备完了课，便戴着眼镜读书给我听，直到夜很深了才告一段落，长篇小说《草原烽火》就是父亲这样给我一页页读完的。我刚刚认字，又在父亲的指点下，相继阅读了《星以燎原》、《烈火全钢》、《革命家庭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红日》等许多“大部头”的书，正是父亲的启蒙，使我与写作结下了难解之缘。在经过了对文学与写作漫长的热恋后，我的处女作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紧张的部队生活中得以发表。　　

结束五年军旅生涯后，我回到了农村，经历了我人生历程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，我仍难以了却与写作的情缘，常常在紧张地“学大寨”之余，爬在窑洞的炕沿上写稿。后来，我到了工厂，当了汽车司机，装卸货物之余，驾驶室常常是我读书和酝酿腹稿的所在。几年后，我又成为一名企业报的创办者和主笔，接着，又成为最基层的小县编辑记者。　　

尤其是作了企业报的主笔和小县的新闻人后，。我常抱着这样的思想：人生真如白驹过溪般短暂，何况我等又被文革蹉跎了不少的岁月；加之我等凡庸之辈，更不可有非份之想，只有认认真真地对待有限的人生，老老实实地抓紧学好本事，何况自己所干的事业是自己所热爱的，更值得自己去付出。于是，我便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哪里有了新闻，就急不可待地赶往第一现场，忙新闻的同时，又难以割舍与文学的恋情，而我又是个不愿给别人留下“不务正业”口实的人，泼死亡命也要将自己的“第一职业”做好。所以就整天价为写稿而忙碌，很少有心闲、腿闲、手闲的时候。　　

有道是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”。尽管鄙人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，更不敢给自已冠以什么唬人的名分，却挡不住接踵而来的纷扰：有人被推荐当劳模，急需单型材料；某单位被推荐为省市乃至全国先进，必须尽快拿出典型材料；某项工作必须火速拿出一个迎接上级检查验收的电视专题片角本；某展览需拟定解说词；某某画册得写前言、后记……但凡这等事关个人、单位甚至全局的差事，又是“鸡屁股掏蛋”的活儿，常常不是县上的、就是单位的头儿“点将”，或是托了文友、亲朋来求；偏偏鄙人不应则已，应了则力求“出货”能让人看过眼，故尔常常通霄绞尽脑汁熬得眼圈发黑，面如死灰，又要守着校稿、打印……这件事没有干完，又有一件两件急事在催。整个儿的身心似乎全交给了五花八门的文章，哪里还能分出心来思谋自个儿的私家之事，也没有了去争“特权”、安逸和虚荣的精力，更谈不上去为曲曲一个书桌求人。猛然回首，人生的黄金时节已“拜拜”而去。其实，与我生活中的许多不如意相比，一个书桌真可谓“小巫见大巫”，而这一个个的不如意，大约都因我痴迷于“爬方式”。凭心而论，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我曾痛苦过、徘徊过。既有人窃笑我的迂腐；也有朋友劝我改弦更张，另觅它途，可是，我却固守着这一选择而不弃。　　

痴迷爬方格的人，活该总是对生活给予过多的审视，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和一些人们令人仰视的精神，往往使其更加善待人生，更加坚定自已选择的目标，更多思想着自已的责任。随着岁月的磨砺，我越来越信服我们商州人那句“吃亏是福”的口头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苦，往往成就意志的坚强，换来的是成功；而唾手得来的甜水，却会浇灌出懒惰与贪梦的苦果。世间的钱财名利，又有谁能够占尽？面对金线名利，假若怀一颗“知足常乐”之心，多一些“纵向”思维，多想想自已曾经的艰苦，少怀些“横向”攀比的念头，时常将自已所付之力、所享之利多与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去比，就会羞于对全钱名利的刻意追逐；就会少了那些无病的呻吟；就会少了对生活的抱怨；就会心静气和地处事待人；更会心无旁顾地为自己选定的目标去努力。